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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愈贬阳山原因考析(1)

    发布时间: 2011/12/28 16:23:4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文字 〖 〗 )
    内容提要 韩愈贬阳山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今年权停举选状》以及其他言论中,说了一些不得体的话被他人作为攻击他的把柄,这些话“鲠言无所忌”,被本已视他为眼中钉的韦执谊等人利用,皇帝听信了谗言,韩愈因而遭贬。韩愈起初否认被贬是由于上天旱人饥状之故,但后来他还是认识到此状中有“得罪德宗朝”之处,其实也就是承认了被贬与此有关。


        关键词 韩愈;贬阳山;原因;韦执谊;谗言 

        一


        贞元十九年十二月,韩愈由监察御史任遽贬阳山县令。其贬官之由,新、旧《唐书·韩愈传》均谓因上疏论宫市事。《旧唐书·韩愈传》云:“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①《新唐书·韩愈传》则谓:“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②两《唐书》虽为正史,然所说多未能为人所信,盖韩愈所亲近之同时人并不如此说。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谓“擢为御史,(贞元)十九年,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之弊。专政者恶之,行为连州阳山令。”③同人《韩文公墓志铭》亦谓“其为御史尚书郎中书舍人,前后三贬,皆以疏陈治事,廷议不随为罪。”④皇甫湜将被贬归之于上疏言天旱人饥,为“专政者”所恶,所言原因与两《唐书》本传不同。又因所谓专政者为谁也未点明,故后人对于韩愈为何被贬,以及“恶之”者为谁,均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北宋程俱《韩文公历官记》记此事云:“(贞元)十九年迁监察御史。是年京师旱,民饥,诏蠲租半,有司征求反急,愈与同列张署、李方叔上疏言状,天子恻然。卒为幸臣所谗,贬连州阳山令。”其下小注云:“所谓幸臣,盖李实也。实时尹京。据实本传,二十年关辅饥,实方务聚歙云。而《新唐书》乃云上书论宫市被斥,与此不合。”⑤程俱否定论宫市被贬之说,而将被贬归因于上疏论天旱人饥事,并将幸臣落实为李实。这与皇甫湜之说同而又进一步把皇甫湜所未点明的专政者坐实为李实。李实时任京兆尹,于当年不恤百姓旱荒年饥之苦而大肆刻剥,但为德宗所宠信,势焰熏天,故程俱之说颇为后人所信从,但仍有其他不太相同的议论。


        这主要有以下两家之说。宋洪兴祖《韩子年谱》除了赞同上疏论天旱人饥、为幸臣李实所馋而贬之说外,尚补充谓“史云:‘公上章数千言,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疏今不传。《寄三翰林》诗云:‘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天子侧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洲。’公之被绌,坐论此两事也。……又云:‘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宗元、禹锡与公同为御史,刘、柳方进用,则公被绌宜矣。《岳阳楼别窦司直》云:‘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滂。’《永贞行》云:‘吾尝同僚情可胜。’皆谓刘、柳也。”⑥洪兴祖已将韩愈被贬原因归之于论宫市与上天旱人饥疏,并为李实和柳宗元、刘禹锡所谗而遭贬。稍后的宋人方崧卿又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公阳山之贬,《寄赠三学士》诗叙述甚详,而皇甫持正作公神道碑,亦云‘因疏关中旱饥,专政者恶之’,则其非为论宫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与诗正合。况皇甫持正从公游者,不应公尝疏宫市而不及之也。然公《寄三学士》诗尚云::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则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言语泄,传之落冤仇。’又《岳阳楼》诗云:‘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是盖为王叔文、韦执谊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韦、王之党已成,韦执谊以恩幸,时时召见问外事。贞元十九年,补阙张正买疏谏他事,得召见,与正买相善者数人,皆往贺之。王叔文、韦执谊疑其言己朋党事,诬以朋讌,尽谴斥之。意公之出,有类此也,故公《寄三学士》诗云:‘前日遇恩赦,私心喜还忧。果然又羁絷,不得归耡耰。’盖是时叔文之党尚炽也。又《忆昨行》云:‘伾文未揃崖州炽,虽得赦宥常愁猜。’是其为王叔文等所排,岂不明甚,特无所归咎,驾其罪于上疏耳。洪谓公之被绌,坐论宫市与旱饥,两事兼而言之,而又不考韦王始末,故为申及之。”⑦


        上所述乃唐宋人对韩愈贬阳山原因的主要看法,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种意见:1.因论宫市触怒德宗被贬;2.上疏论天旱人饥,遭幸臣、专政者所谗所恶被贬;3.因论宫市与上天旱人饥疏而贬,谗者为李实和刘、柳;4.因上疏论关中旱饥,遭王叔文、韦执谊等所排而贬。以上四种看法中的无论哪一种,均难得到后人一致的赞同,其中第1、3两种多为人们所不信;第2、4两种均认为导因为上疏论天旱人饥,这最为多人所认同,但在具体为何人所谗所排上则又有不同的看法。至今对于韩愈贬阳山的原因尚多有异说,难有定论。那么,此事究竟如何呢?笔者比较赞同方崧卿的看法,惜其所说尚欠周全具体,故本文即在这一看法的基础上,联系韩愈贬阳山之前的作为,结合当时的有关政治情势,加以补充分析,提出新的思路。


        二


        韩愈不是因论宫市而是因上疏论关中天旱人饥而遭贬的看法,前人多有论之。皇甫湜和李翱是现可见对韩愈贬阳山的原因发表看法的韩愈所亲近的人,他们的意见自然最值得重视。李翱《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云:“迁监察御史。为幸臣所恶,出守连州阳山令。”⑧李翱所说较为含糊,但不与皇甫湜之说矛盾,可能因他有所避讳而不具体揭出,仅笼统言之而已。皇甫湜所作乃私人化的神道碑和墓志铭,而这两种文献是要传之久远,为后人了解死者的具体事迹而撰写的,故所载较为明白具体可信。特别是其《韩文公墓志铭》所记“其为御史尚书郎中书舍人前后三贬,皆以疏陈治事,廷议不随为罪”之说尤值得注意,此处将韩愈三次贬谪的原因分别归之于疏陈、治事与廷议不随。如结合韩愈这三次之贬,其所说原因是相符的。据李翱《韩公行状》,韩愈第二次由职方员外郎贬国子博士乃因在处理华阴县令柳涧犯赃事上,韩愈干预不当,坐遭贬;第三次由中书舍人改为太子右庶子,乃是因论用兵事“与裴丞相议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后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⑨。可见《韩文公墓志铭》将后两次的贬因记为因“治事,廷议不随”是符合史实的,那么贬阳山的“疏陈”之因当也与史不违。而这“疏陈”事,即他在《韩文公神道碑》所记的上疏论天旱人饥事。以此可见皇甫湜在墓志铭和神道碑所说是一致的。李翱和皇甫湜均是韩愈之至交,且互为文友,在他们为韩愈撰写上述三篇文章时,彼此之文应是互相知晓的,也可以说文中关于韩愈主要生平的记载,两人当是互为认同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他们在韩愈贬阳山原因上的看法应是一致的。


        皇甫湜之说之所以为一些人所不信,原因在于这与韩愈的某些说法有违。其《岳阳楼别窦司直》诗云:“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公卿采虚名,擢拜识天仗,奸猜谓弹射,斥逐恣欺诳。”⑩又《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诗有云:“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汗漫不省识,怳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是年京师旱,田畒少所收,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舍,乃反迁炎州。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11)韩愈在两诗中追究其遭贬之由,对因上疏论天旱人饥以及怀疑刘、柳之泄语言以招来谗谤最后均加以否定,此时(永贞元年秋)他可谓对其因什么具体原因遭贬茫然无识,只是认为他遭人谗毁致贬。韩愈既然否定了上疏论天旱人饥事遭贬,则后人也就有因此而不认同皇甫湜之说的了。


        但是,韩愈永贞元年秋的这一否定,并不一定准确可靠,还得细究。从大道理来说,贞元十九年的天旱人饥乃是连唐德宗都知道的事实,且有《免京畿积欠诏》(12),韩愈也有天子恻然、司空叹绸缪之说。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韩愈此时上疏论天旱人饥当无罪可罚,因此他此时不认为因上疏事遭贬。但是,此次遭贬又非韩愈一人,同贬的还有张署、李方叔二人,故韩愈《唐故河南令张君墓志铭》谓张署“自京兆武功尉拜监察御史;为幸臣所谗,与同辈韩愈李方叔三人俱为县令南方”(13)。三人均为监察御史而共同署名上疏者,如非因与上疏事有关,则何以三人同时被贬?可见,被贬事乃多少与上疏有关。而这一点永贞元年秋韩愈在朝外时还没认识到,只是明确地将被贬归之于“为幸臣所谗”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元和二年韩愈回朝中为国子博士后,其于《释言》中云:“愈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迁于南者凡三人。”(14)可见此时韩愈对于被贬原因已有较为清楚的认识,从不承认有“罪”的“此祸最无妄”、“汗漫不省识”,到已承认自己“得罪德宗朝”,说明他除了明白自己为人所谗外,还能客观地认识到自己确有“得罪德宗朝”之言行。韩愈这一认识上的改变,是我们辨明韩愈贬阳山原因的关键之处。
    编辑: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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