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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铭九先生回忆“西安事变”和周恩来(2)

    发布时间: 2007/12/12 14:50:31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人民网
    文字 〖 〗 )

    1936年12月12日夜,东北军包围华清池,蒋介石听到枪声从所住的五间厅藏到此处,后被搜山部队发现,送往西安。

    “但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阻力还是相当大。当时,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一些高、中级军官想不通。他们认为,放了蒋介石,犹如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为了消除这些人的顾虑,周总理苦口婆心地向他们分析当时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并指出逼蒋抗日的可能性。他说,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努潮不断高涨,就是在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也会逐渐形成,这就有了迫使蒋介石接受抗日的可能。总理还以卓越的见解,说明了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必要性,说蒋介石在南京方面还很有影响,若杀了蒋,在南京的何应钦、汪精卫就会公开投降日本。争取了蒋介石,有利于抗日。在现在的形势下,蒋介石不抗日就无路可走,我们应当争取蒋介石接受抗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坚决反对新的内战;而事变发展的另一条路,就是杀了蒋介石,引起新的内战,这会使中国走上更坏的道路。   “周总理高瞻远瞩。他的话,使得这些军官心悦诚服,佩服共产党的宽宏大量和远见卓识。当时东北军‘抗日同志会’的书记应德田,带着一系列疑问去请教周总理,回来后对我说:‘听了周先生的指教,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心中的疑虑顿时消除。’在张公馆里,我经常看到周总理房里的灯光彻夜不灭。我知道,这是周总理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操劳。他每天工作十多小时,眼睛熬红了,喉咙嘶哑了,还经常到群众中宣传演说,接待来访人员。他每到之处,会场内外热情洋溢,听众挤得水泄不通。他那扣人心弦、气势磅礴的讲话,句句说到人们的心坎里,不断博得听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据说,有的爱国听众看到周总理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知道周总理为拯救中华民族而日夜操劳,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谈到这里,孙先生十分激动了。他继续介绍说:“周总理的一言一行,教育了东北军全体官兵。那些起初不同意释放蒋介石的军官们体会尤深。他们说,要说对蒋介石的仇恨,莫过于共产党人,可是现在,周先生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民族利益,不仅自己不记前仇,不念旧恶,还谆谆教诲大家从大局出发,为抗日团结作出贡献。在周总理的谆谆教诲下,那些军官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同意周总理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这样错综复杂的局面被周总理顺利解决了。对此,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钦佩不已,常常赞叹说,共产党人光明磊落,胸怀宽广,我们真是望尘莫及啊!

    西安事变指挥部——杨虎城公馆

    “经过周总理的耐心开导,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的思想比较统一了。于是,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开始同蒋介石国民党方面举行谈判。在谈判桌上,周总理坚持原则,义正辞严,说得蒋介石的全权代表宋子文、宋美龄无言可对,只得表示接受我们‘三位一体’提出的八项主张,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总理会见了蒋介石,在周总理的教育下,蒋介石不得不表示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时针已经指向五点,孙铭九先生已经谈了整整三个钟头了,他还是滔滔不绝地继续谈下去。我们怕影响他的休息,决定改日再谈。在最后一次的交谈中,他告诉我们:“二十五日,就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二天,张学良未同周总理商量,就贸然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当卫兵向我报告张学良已坐车到机场去的消息时,我急忙赶到周总理的住处,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一听,顿时惊愕地问:‘几时走的?’我说:‘有十多分钟了。’周总理略带着责备的口气问:‘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报告!’我说:‘我也是刚刚得到卫士的报告’。接着,周总理焦急地问我:‘现在有没有汽车?’我回答:‘有车’。于是,周总理立即和我驱车赶往机场想追回张学良。可是到达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我们东北军在如何对待蒋介石的军事威胁,要不要营救张学良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由于东北军的少数高级军官在张将军尚未从南京回来之前,擅自释放被扣在西安作为人质的陈诚、蒋鼎文等国民党政府大员和飞机,我们‘少壮派’军人激于一时的气愤,打死了东北军的另一将领王以哲将军。事后,我们感到这事将会扩大东北军内部的分裂,破坏‘三位一体’的团结,于国内和平不利。周总理对我们这一鲁莽行动非常气愤,严肃地批评了我们。当时我感到非常惭愧,急忙去向周总理请罪,向周总理下跪,请求宽恕。可是,周总理并没有指责我,他把我拉起来,和蔼地对我说,‘不要这样子,认识了错误就好了。’又耐心地启发我说,‘要抗日,一定会有斗争的。只要东北军内部团结一致,营救张学良将军的办法是很多的,我们共产党始终支持你们的正当行动。’这使我非常感激。后来,周总理从全局考虑,为了稳定当时的局势,避免扩大事态,就请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转告我们,赶快离开西安到陕北红区去。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下午,周总理派当时在东北军的党代表刘鼎同志把我护送到陕北红区,从此,我开始了新的生活。”本文来源《文汇报》 记者 施宣圆 田玲翠)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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