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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与陈寅恪之分歧:重专深?重博通?(2)

    发布时间: 2008/8/5 10:53:2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凤凰网
    文字 〖 〗 )

    解释历史与钱穆的治史求通

    今人论钱穆虽多讲其破汉宋门户的基本学术理念,然而钱穆治史在兼采汉宋的基础上始终更强调“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2页,商务印书馆1997)。按理,他应该能接受陈寅恪式的学术思路才对。那么,他何以又批评陈寅恪的文章“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呢?我想,这一方面可能与传统史学的“才、学、识”之争有关,另一方面更有当时史学界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学术分歧的影响。

    自唐代史家刘知几提出治史“才”(撰述技巧)、“学”(知识累积)、“识”(判断与断案)兼得之重要与困难这一悖论以后,尤强调“史才”之难(《史通》卷九“核才第三十一”),历代史家也对此常有感慨。钱穆在给余英时的信中反复交代的就是史学文章的写作问题,甚至到上世纪70年代出版《中国史学名著》后与严耕望通信时也依旧关注学术文章的写作问题(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治史三书》,29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今天我们读钱穆的文章,尤其是将之与陈寅恪的文章对读,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就是,钱穆的文章流畅显豁,陈寅恪的文章则哽咽多转折。说白一点,钱文好转述史料,而陈文多直接引证。转述相对直接引证而言,写成的文章自然“简净”(此系钱穆致陈寅恪函所作的自我评价,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28页,三联书店1998)得多。陈寅恪的著作不仅多直接引证史料,同时还伴有对史料的考辨察查,所以这样也就自然使得其文章不仅不够“简净”反而更显“专深”了。这应该是其招致钱穆批评的一个原因。但是,潜藏在这番文章写作技巧之辨的背后,更有二人当时对所谓“史观”问题的不同思考。

    钱穆虽以《先秦诸子系年》这样的考据之作登上中国现代学术的舞台,但他很快即对上世纪30年代以傅斯年和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代表的主流史学界——即专注于史料整理和考订的“科学派”(亦称“考订派”)作风深为不满,而且这种不满牵带他因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未能入选而产生的心理隔阂一直保持到老(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在写于30年代上半叶、出版于1939年的《国史大纲·引论》中,钱穆不仅批评了“考订派”“史学即史料学”的主张,同时也明确强调历史资料与历史知识的不同:

    “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知识。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1-4页,商务印书馆1991)

    他并不否认史料的重要性,但更强调要从史料中觅取史识,二者有手段和目的之别。就此而论,他与陈寅恪的主张相近,而不同于“考订派”——尽管钱穆对后者治史方法或有误解。然而钱穆又提出,“时代既变,古代所留之史料,非经一番解释,即不得成为吾人之知识”(钱穆:《关于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讨论·敬答海云先生》,转引自陈勇《钱穆传》,174页,人民出版社2001)。因此,钱穆并不像陈寅恪那样借由考订、整理史料来寻史识,而是认为当下史学的要务即在于重新解释、“翻新”历史,以讲明适合当下需要的历史知识:“我们须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来撰写新历史,来贡献我们自己这个新社会。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史学。当知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而且也需要随时翻新改写的。”(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3、15页,三联书店2001)

    如何解释、“翻新”历史以提供新的历史知识?钱穆想说的是,要研究并撰写“简单而扼要”的“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而这种“新通史”又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是“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钱穆:《国史大纲》,8页)。显然,在钱穆所说的两点中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即关注文化之“演进”与旧史之“统贯”,按照今人的话来说,即寻求一种对于已有历史的纵贯的宏观照察,系观衢路而非照隅隙。

    在钱穆强调不断重新解释历史的背后,我们隐然可见克罗齐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影子。这固然确证了史家的当下关怀和史学研究中排除先见的困难,但就当日之史学而言,这种解释、“翻新”历史的著史方法,显然很难做到陈寅恪所说的对众多史料作“有统系与不涉附会之整理”,而这一点又理该成为今日全国大学讲授通史抑或一代专史的前提(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361页)。对此,钱穆于1936年9月撰写《略论治史方法》一文,明确表述了与陈寅恪不同的看法:

    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或谓国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统,未免过早。今日急务,端当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罗,与旧材料之考订,至于理论系统,暂可置为缓图。此说亦可商。历史范围过广,苟非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则史料尽如一堆流水账,将见其搜之不胜搜,将终无系统可言。……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而其对于史料之搜罗与考订,亦有规辙,不致如游魂之无归。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簏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152-153页)

    很显然,钱穆所说的“亦可商”针对的正是类似陈寅恪上述一文提出的治史思路。后者更强调由考订史料进而寻绎史识、把捉历史的整体走向;而钱穆则倾向于“先务大体”——“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对史料作有统系的整理。毕竟“历史范围过广”,史料也确是“搜之不胜搜”的,钱穆这话也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任何史家在驾驭史料之先未尝没有某种前在的史观,历史研究最终追求的还是一种“有统系”的知识。就此而言,钱穆与陈寅恪应该是一致的。只不过,陈寅恪始终对“先务大体”的整理方法是否能做到“不涉附会”保持警惕,故终其一生很少涉足于此。钱穆则不然,他一生以通人之学自期。1941年4月28日,他在成都江苏省同乡会讲演“我所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时就讲到:“现在人太注意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做通人的读书方法,要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治史三书》,266页)。这种“通人之学”的理想,显然也成就了今天钱穆作为本世纪难得一见的“通四部之学”的“通儒”形象。但是,钱穆过于看重这种“通”,或者说急于要打破当时占据史学主流的“考订派”之“不通”,又使得他不自觉地夸大了史观的重要性,从而陷入陈寅恪曾批评的“新派”史学研究者的行列。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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